劉子任閱讀楊老師「和平重建後柬埔寨華文教育系統的重建與改革」之心得

        柬埔寨的華人社群以二次大戰以後中國南方移入的廣東人士為多，語言是潮州話，其次為廣東話。柬埔寨於1953年獨立建國以後到70年代這期間的教育系統仍有相當數量與完整體系的華文教育；70年代的華教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，臺灣與當時的龍諾政府有友好交流，曾派駐短期華語任教教師；然1975至1978年的紅色高棉時期，華校全部關閉，華校領導人也被送到鄉下勞改。直到1994年於巴黎國際會議簽訂的和平協定，柬埔寨的社會秩序才慢慢重建起來，華文教育與華人文化受到柬埔寨領導人的重視而復甦。柬埔寨的華人因為與整個大環境曾經共體時艱，因此當地鮮少出現排華事件，並有許多組織、商會、幫派會館等協助推動華文教育，協助復校事宜。潮州會館所屬的「端華學校」是柬埔寨華人社區中形成規模龐大的華校。「立群中柬英文學校」則突破日漸衰微的傳統中文為主之華校型態，成為全柬埔寨華校中第一個獲國家教育部承認之正規中學，並能參加國家升學考試。柬埔寨的華語學習風氣並隨著華語的經濟效益更顯得穩固。

應華碩一  李明釗

這裏有一集柬埔寨的客籍華人記錄，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看看

柬埔寨 西山河畔的柬華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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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智俊

天穿日與客家

早在古老的典籍山海經裡，就記載了女媧煉石補天的故事，因此以特定的日子紀念女媧，乃是各地漢族都共通的習俗，只是由於年代久遠，各地逐漸產生分化，尤其表現在日期上。例如南北朝的荊楚歲時記紀錄兩湖一帶過的是正月三十日，堅瓠集說宋代以前過正月二十三日，江東過的才是正月二十日，和閩粵目前所見一致。從這點我們可以引申出兩個議題：其一、清嘉慶年間惠州府和平縣人徐旭曾所著之豐湖雜記，堪稱客家意識啟蒙之作，徐氏自述因負責漕運，遍歷北方，認為在習俗上，客（家）人跟汝、潁、江、淮較為近似。其二、當代歷史學者謝重光，由新、舊唐書的戶口紀錄觀察，認為遷到汀、贛的客家先民，其始發地多在江淮。那麼，閩粵客家與江東的天穿日期相同，可能不只是巧合而已。宋代蘇軾也有「一枚煎粄補天穿」的詩句，即以煎好的米食製品，拋至屋頂上，以象徵煉石補天。值得注意的是東坡用「粄」來稱呼米食，符合北宋廣韻對此字的記載：「博管切，屑米餅也」。現代漢語各方言中，多以「糕」稱米食，而吳、閩語及山東局部，使用「」字，俗寫為「粿」。到今日還用東坡、廣韻「粄」字的，主要只有客家話，以及和客家密切相關的畬話。

以台灣而言，桃竹苗客家盛行過天穿日，當天必須休息，因為天穿地漏，即使工作也是白做。從休息日衍生出來的，是像竹東公園舉辦的山歌比賽等娛樂活動，已被客委會列入「客莊十二大節慶」之一。雖然竹東山歌賽始於二戰後，但日治時代由桃竹苗遷到高屏的客家移民，仍過天穿日，跟在地六堆客家不過天穿的風俗不同，可知北部在日治1920-30年代甚或更早，就普遍有天穿日了。台中東勢根據筆者訪問，得悉原先也過天穿，但近年較趨衰微。邱彥貴在〈試論福佬客〉文中，提到他在宜蘭員山鄉惠好村的採訪，發現該聚落內李、黃姓詔安客過天穿，而非詔安裔的朱、曾姓不過；因此，他認為天穿日習俗的有無，可用來做為福佬客的判準。然而，賴旭貞引用其師瀨川昌久的論文，質疑天穿和客家的關聯性。因為瀨川在廣東梅縣和花縣做過調查，得知梅縣無此風俗，而廣州北郊的花縣卻普遍通行。由此，瀨川認為天穿不能看做客家風俗，反倒是以廣州為核心的廣府人的習尚。賴旭貞更以身為佳冬客屬的成長經驗，認為天穿日在六堆客家中根本就不存在，不僅不能當成福佬客的判準，和客家是否直接有關也不無疑問。筆者近三年執行客委會「北客南遷」的研究計畫，發現六堆村莊中的北部客家移民普遍知道天穿日，到了當天不工作，甚且邀集北客同鄉出遊；然而在當地人都不過天穿的強大壓力下，為配合在地其他人的工作需要，近年這些北客逐漸放棄此一習俗。這也難怪客委會指定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時，南部鄉親出現許多不表認同的聲音，例如六堆風雲雜誌143期無鋤老農的投書，就說天穿日此生未曾聽聞：「連我這個七十多歲的客家人都不懂」。那麼，邱彥貴與賴旭貞的說法何者為是？筆者以1998年迄今在閩粵的採訪，來探究此一問題。

以梅縣做中心的清代嘉應州轄內，如瀨川所述，不過天穿。而在潮汕福佬核心的潮安縣北郊，有一些客家及畬族的居民點，他們有天穿日，當地福佬則否。豐順縣南部湯坑、湯西一帶的客家，跟潮汕人交界，不過天穿，但往北到更內山的潭山，客家和畬族都有此俗，還有諺語云：「正月二十做事，毋罅補天穿」。普寧市東部說潮汕話，但過天穿。而謝重光早已指出，普寧從地名和牌位上用「婆」不用「媽」稱女性祖先的現象，往昔應有不少客家，但被福佬化。許順進詳細討論了普寧遭潮汕話取代的客家聚落。因此不能以普寧來論天穿屬福佬風俗。陸河縣則是過節最慎重者，該地為台灣許多說海陸話者之原鄉。當地正月初十做「小天穿」、正月二十「大天穿」，這二天都要做高景戲（踩高蹺），從當地主要宗族彭姓位於吉康路上的商賢總祠堂出發，巡遊整個縣城，熱鬧非凡。福建方面，漳州詔安、南靖的客家固然過天穿日，但漳浦福佬也過。汀州寧化、清流等純客家住縣不過天穿。該地跟天穿較為接近的習俗是二月十五的花朝日，當天婦女不用工作，已婚者不可動針線，無須為公事忙碌。未婚者做「花朝圓仔」吃，並互相餽贈。求子女者則到廟裡拜花父花母。但這天專屬女性的休息日，男人仍須下田。花朝日是否為天穿日的訛變，目前尚無定論。

至於瀨川提及的花縣，今為廣州市花都區，根據《花縣誌》(1995:909)所言，全縣有說廣府話的自然村莊659個，說客家話的548個，廣府、客家雜居的19個。以鄉鎮論，芙蓉鎮93％、梯面鎮78%都是客家，而獅嶺、赤坭客屬佔4成以上，花山、花東也有3成。筆者在花都實際考察得知，當地最大姓畢氏為廣府，第二大的徐姓即為客家，集中情形一如台灣的新豐、苗栗、麟洛。黃花崗72烈士中的北江縱隊13位犧牲者，皆花縣徐氏。所以，孫中山先生撰寫之〈祭夏重民先生〉（1924）文中有「黃崗先烈，花邑尤多」語。更著名者為太平天國的洪秀全，也是梅縣移民花都的第5代，在梅縣石坑、花都官祿埠均有其故居。無論在客家集中的獅嶺，或在花都城區所轄的蓮花塘聚落，筆者均見聞其客語之使用。

所以，綜合起來，天穿習俗盛行地區多在客/漳（詔安）、客/潮（潮安、豐順、普寧、陸河）、客/粵（花都）的族群或方言群交匯地帶，核心的嘉應州確實沒有，但外圍尚稱普遍，總不能說漳州客、客潮比鄰的半山客統統不算客家。瀨川立論的花縣客粵錯雜，若要用該處來證明廣府人過天穿，客家人不過，並不具備典型意義，除非能找到沒有客家的純廣府奧區，卻通行天穿日，方足以鬆動客家（當然不只是嘉應州籍）和天穿日的關聯性。

接著還有一個問題：為何北部過天穿，南部客家卻否？這是因為桃竹苗客家祖籍複雜，即使以蕉嶺口音為主幹的四縣話，在北部甚為通用，並不表示北部客家皆來自嘉應州。由語言種類、音韻、詞彙，都可證明。北部除了嘉應州的四縣、長樂腔外，還有詔安、豐順、海陸等多種次方言，源自前述的天穿習俗盛行地區。許多桃、苗二縣目前說四縣的家族，原先講的是客/漳、客/潮接觸帶的客語。他們的語言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北部四縣話的結構和內容，例如「街gieˊ，建gien，結giedˋ」的讀法，苗栗同於豐順、揭西；跟蕉嶺、梅縣大多數鄉鎮不同。而像「毋記得（忘記）、目珠、賭徼、吂（未曾）、遽遽（快點）、淅圓（湯圓）、摎(跟、把)」等詞彙，接近揭西、陸河。這些例子能夠說明北部四縣話裡的非嘉應州成分。反觀南部客家，雖然使用人口、土地面積均遠少於北部，但移民來源非常集中於蕉嶺及梅縣東北部，所以「街giaiˊ，建gian，結giadˋ」的讀音、「添放（忘記）、眼珠、賭博、毋曾、共快、圓粄、同(跟、把)」等詞條，與蕉嶺、梅縣若合符節。

移台三百餘年來，南、北部客家有著不同的歷史過程，南部孤立發展、北部兼容並蓄。從語言上來說，南、北部四縣話的諸多差異，往往就在於嘉應/非嘉應成分的因素影響。從習俗上來講，北部普遍接受來自客/漳、客/潮接觸帶的天穿日，而南部嚴守梅縣不過天穿的慣例，以致於對客委會制訂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的政策，北部欣然歡迎，而南部鄉親卻難以認同，也就可以充分理解了。如果我們懷有歷史深度和地理廣度的視野，用多元文化的價值觀念，包容性地看待一切，那麼，我們可以說：南部及梅縣不過天穿固然是客家文化，北部及半山客歡度天穿日，也是一種類型的客家文化；應該要彼此尊重、彼此欣賞、彼此接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