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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ge history last edited by 楊聰榮 Edwin Tsung-Rong Yang 6 years, 2 months ago

劉子任閱讀楊老師「和平重建後柬埔寨華文教育系統的重建與改革」之心得

 

        柬埔寨的華人社群以二次大戰以後中國南方移入的廣東人士為多,語言是潮州話,其次為廣東話。柬埔寨於1953年獨立建國以後到70年代這期間的教育系統仍有相當數量與完整體系的華文教育;70年代的華教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對立,臺灣與當時的龍諾政府有友好交流,曾派駐短期華語任教教師;然19751978年的紅色高棉時期,華校全部關閉,華校領導人也被送到鄉下勞改。直到1994年於巴黎國際會議簽訂的和平協定,柬埔寨的社會秩序才慢慢重建起來,華文教育與華人文化受到柬埔寨領導人的重視而復甦。柬埔寨的華人因為與整個大環境曾經共體時艱,因此當地鮮少出現排華事件,並有許多組織、商會、幫派會館等協助推動華文教育,協助復校事宜。潮州會館所屬的「端華學校」是柬埔寨華人社區中形成規模龐大的華校。「立群中柬英文學校」則突破日漸衰微的傳統中文為主之華校型態,成為全柬埔寨華校中第一個獲國家教育部承認之正規中學,並能參加國家升學考試。柬埔寨的華語學習風氣並隨著華語的經濟效益更顯得穩固。

 


應華碩一  李明釗

 

這裏有一集柬埔寨的客籍華人記錄,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看看

 

柬埔寨 西山河畔的柬華客

 
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ODc4Mzg2NDg=.html?f=2986590

 

 

 


 

徐智俊

 

天穿日與客家

早在古老的典籍山海經裡,就記載了女媧煉石補天的故事,因此以特定的日子紀念女媧,乃是各地漢族都共通的習俗,只是由於年代久遠,各地逐漸產生分化,尤其表現在日期上。例如南北朝的荊楚歲時記紀錄兩湖一帶過的是正月三十日,堅瓠集說宋代以前過正月二十三日,江東過的才是正月二十日,和閩粵目前所見一致。從這點我們可以引申出兩個議題:其一、清嘉慶年間惠州府和平縣人徐旭曾所著之豐湖雜記,堪稱客家意識啟蒙之作,徐氏自述因負責漕運,遍歷北方,認為在習俗上,客(家)人跟汝、潁、江、淮較為近似。其二、當代歷史學者謝重光,由新、舊唐書的戶口紀錄觀察,認為遷到汀、贛的客家先民,其始發地多在江淮。那麼,閩粵客家與江東的天穿日期相同,可能不只是巧合而已。宋代蘇軾也有「一枚煎粄補天穿」的詩句,即以煎好的米食製品,拋至屋頂上,以象徵煉石補天。值得注意的是東坡用「粄」來稱呼米食,符合北宋廣韻對此字的記載:「博管切,屑米餅也」。現代漢語各方言中,多以「糕」稱米食,而吳、閩語及山東局部,使用「」字,俗寫為「粿」。到今日還用東坡、廣韻「粄」字的,主要只有客家話,以及和客家密切相關的畬話。

 

以台灣而言,桃竹苗客家盛行過天穿日,當天必須休息,因為天穿地漏,即使工作也是白做。從休息日衍生出來的,是像竹東公園舉辦的山歌比賽等娛樂活動,已被客委會列入「客莊十二大節慶」之一。雖然竹東山歌賽始於二戰後,但日治時代由桃竹苗遷到高屏的客家移民,仍過天穿日,跟在地六堆客家不過天穿的風俗不同,可知北部在日治1920-30年代甚或更早,就普遍有天穿日了。台中東勢根據筆者訪問,得悉原先也過天穿,但近年較趨衰微。邱彥貴在〈試論福佬客〉文中,提到他在宜蘭員山鄉惠好村的採訪,發現該聚落內李、黃姓詔安客過天穿,而非詔安裔的朱、曾姓不過;因此,他認為天穿日習俗的有無,可用來做為福佬客的判準。然而,賴旭貞引用其師瀨川昌久的論文,質疑天穿和客家的關聯性。因為瀨川在廣東梅縣和花縣做過調查,得知梅縣無此風俗,而廣州北郊的花縣卻普遍通行。由此,瀨川認為天穿不能看做客家風俗,反倒是以廣州為核心的廣府人的習尚。賴旭貞更以身為佳冬客屬的成長經驗,認為天穿日在六堆客家中根本就不存在,不僅不能當成福佬客的判準,和客家是否直接有關也不無疑問。筆者近三年執行客委會「北客南遷」的研究計畫,發現六堆村莊中的北部客家移民普遍知道天穿日,到了當天不工作,甚且邀集北客同鄉出遊;然而在當地人都不過天穿的強大壓力下,為配合在地其他人的工作需要,近年這些北客逐漸放棄此一習俗。這也難怪客委會指定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時,南部鄉親出現許多不表認同的聲音,例如六堆風雲雜誌143期無鋤老農的投書,就說天穿日此生未曾聽聞:「連我這個七十多歲的客家人都不懂」。那麼,邱彥貴與賴旭貞的說法何者為是?筆者以1998年迄今在閩粵的採訪,來探究此一問題。

 

以梅縣做中心的清代嘉應州轄內,如瀨川所述,不過天穿。而在潮汕福佬核心的潮安縣北郊,有一些客家及畬族的居民點,他們有天穿日,當地福佬則否。豐順縣南部湯坑、湯西一帶的客家,跟潮汕人交界,不過天穿,但往北到更內山的潭山,客家和畬族都有此俗,還有諺語云:「正月二十做事,毋罅補天穿」。普寧市東部說潮汕話,但過天穿。而謝重光早已指出,普寧從地名和牌位上用「婆」不用「媽」稱女性祖先的現象,往昔應有不少客家,但被福佬化。許順進詳細討論了普寧遭潮汕話取代的客家聚落。因此不能以普寧來論天穿屬福佬風俗。陸河縣則是過節最慎重者,該地為台灣許多說海陸話者之原鄉。當地正月初十做「小天穿」、正月二十「大天穿」,這二天都要做高景戲(踩高蹺),從當地主要宗族彭姓位於吉康路上的商賢總祠堂出發,巡遊整個縣城,熱鬧非凡。福建方面,漳州詔安、南靖的客家固然過天穿日,但漳浦福佬也過。汀州寧化、清流等純客家住縣不過天穿。該地跟天穿較為接近的習俗是二月十五的花朝日,當天婦女不用工作,已婚者不可動針線,無須為公事忙碌。未婚者做「花朝圓仔」吃,並互相餽贈。求子女者則到廟裡拜花父花母。但這天專屬女性的休息日,男人仍須下田。花朝日是否為天穿日的訛變,目前尚無定論。

 

至於瀨川提及的花縣,今為廣州市花都區,根據《花縣誌》(1995:909)所言,全縣有說廣府話的自然村莊659個,說客家話的548個,廣府、客家雜居的19個。以鄉鎮論,芙蓉鎮93%、梯面鎮78%都是客家,而獅嶺、赤坭客屬佔4成以上,花山、花東也有3成。筆者在花都實際考察得知,當地最大姓畢氏為廣府,第二大的徐姓即為客家,集中情形一如台灣的新豐、苗栗、麟洛。黃花崗72烈士中的北江縱隊13位犧牲者,皆花縣徐氏。所以,孫中山先生撰寫之〈祭夏重民先生〉(1924)文中有「黃崗先烈,花邑尤多」語。更著名者為太平天國的洪秀全,也是梅縣移民花都的第5代,在梅縣石坑、花都官祿埠均有其故居。無論在客家集中的獅嶺,或在花都城區所轄的蓮花塘聚落,筆者均見聞其客語之使用。

 

所以,綜合起來,天穿習俗盛行地區多在客/漳(詔安)、客/潮(潮安、豐順、普寧、陸河)、客/粵(花都)的族群或方言群交匯地帶,核心的嘉應州確實沒有,但外圍尚稱普遍,總不能說漳州客、客潮比鄰的半山客統統不算客家。瀨川立論的花縣客粵錯雜,若要用該處來證明廣府人過天穿,客家人不過,並不具備典型意義,除非能找到沒有客家的純廣府奧區,卻通行天穿日,方足以鬆動客家(當然不只是嘉應州籍)和天穿日的關聯性。

 

接著還有一個問題:為何北部過天穿,南部客家卻否?這是因為桃竹苗客家祖籍複雜,即使以蕉嶺口音為主幹的四縣話,在北部甚為通用,並不表示北部客家皆來自嘉應州。由語言種類、音韻、詞彙,都可證明。北部除了嘉應州的四縣、長樂腔外,還有詔安、豐順、海陸等多種次方言,源自前述的天穿習俗盛行地區。許多桃、苗二縣目前說四縣的家族,原先講的是客/漳、客/潮接觸帶的客語。他們的語言,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北部四縣話的結構和內容,例如「街gieˊ,建gien,結giedˋ」的讀法,苗栗同於豐順、揭西;跟蕉嶺、梅縣大多數鄉鎮不同。而像「毋記得(忘記)、目珠、賭徼、吂(未曾)、遽遽(快點)、淅圓(湯圓)、摎(跟、把)」等詞彙,接近揭西、陸河。這些例子能夠說明北部四縣話裡的非嘉應州成分。反觀南部客家,雖然使用人口、土地面積均遠少於北部,但移民來源非常集中於蕉嶺及梅縣東北部,所以「街giaiˊ,建gian,結giadˋ」的讀音、「添放(忘記)、眼珠、賭博、毋曾、共快、圓粄、同(跟、把)」等詞條,與蕉嶺、梅縣若合符節。

 

移台三百餘年來,南、北部客家有著不同的歷史過程,南部孤立發展、北部兼容並蓄。從語言上來說,南、北部四縣話的諸多差異,往往就在於嘉應/非嘉應成分的因素影響。從習俗上來講,北部普遍接受來自客/漳、客/潮接觸帶的天穿日,而南部嚴守梅縣不過天穿的慣例,以致於對客委會制訂天穿日為全國客家日的政策,北部欣然歡迎,而南部鄉親卻難以認同,也就可以充分理解了。如果我們懷有歷史深度和地理廣度的視野,用多元文化的價值觀念,包容性地看待一切,那麼,我們可以說:南部及梅縣不過天穿固然是客家文化,北部及半山客歡度天穿日,也是一種類型的客家文化;應該要彼此尊重、彼此欣賞、彼此接納。

 

 

 

 

Comments (1)

bensongtw@... said

at 11:29 am on Jul 20, 2015

14-本松
楊蔚齡,十多年前認識柬埔寨,十多年來,她比一般柬埔寨人更加認識柬埔寨,為了幫助貧困學生,楊蔚齡走訪了柬埔寨近十個省份、二十多個縣市,她告訴中央社記者,當時沒有一條路是平坦的,但是,現在已經有很多公路很漂亮、很平。
因為親賭戰爭造成的煉獄生活與人倫悲劇,在「為活在苦痛裡的人做點事」與「教育可以改變孩子一生命運」的信念下,成立知風草文教服務協會,在柬埔寨進行各種救助工作。
讀社會工作的楊蔚齡,讀書時建立初步社會工作概念,之後陸續投入各種社會服務,一九八三年考上華航擔任空姐後,工作之餘則從事一一九緊急救護工作,一九八九年為專心致力於社會工作,辭去華航空服員職務,往後就開始深入中南半島,協助難民安置、救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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